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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母亲将女儿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gecimao 发表于 2019-05-10 21:36 | 查看: | 回复:

  女儿被亲生母亲以“有精神病”为由送进了精神病院,试图逃离时,写下求救信和遗书,其中提到母亲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获得自己手中三套总价数百万元的房产所有权。近日,央视《经济与法》播出《一封来自精神病院的求救信》专题节目,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面对镜头,女儿朱金红的朋友、同学、同事和律师,以大量证据直指“罪恶”和“冤屈”的客观存在;母亲唐美兰,则在哭着咬定女儿有病的同时,公开表示“只要女儿把房产交给我,就接她出院,否则就是没有好透”。

  朱金红,女,1968年12月生,江苏南通市三余镇人,南京大学经贸日语系毕业。2000年9月赴日本结婚、生子,后一直侨居日本。2007年回国后,朱金红准备收回原先由其母唐美兰代为经营的北京、上海、南通三处房产,价值约600余万元。

  从这一年开始,“朱金红得了精神病”的消息开始从其母唐美兰以及姐姐的口中传出,朱在南通的同学、朋友和亲戚等人不时会莫名其妙地接到电话,被告知这一“最新消息”。

  2008年12月和2009年5月,当时在南通和北京的朱金红,两次遭遇由唐美兰携姐姐、姐夫以及陌生男子等人参与的疑似“绑架”,两次事件都惊动了当地110,唐美兰对出勤民警宣称女儿有病,必须送到医院看病。所幸,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朱金红两次得以逃脱。

  今年3月5日,从日本回国的朱金红第三次在南通遭遇娘家人的疑似“绑架”,并在3月8日被强行送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至今已逾半年。且在朱入院次日,唐美兰就向南通市崇川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朱金红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期将其名下所有财产交由她打理。

  入院后,朱金红多次找机会向朋友、同学求救,并委托他们找到了之前有过接触的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沈如云律师,请求法律援助。但由于作为监护人的唐美兰始终坚称朱有病,而在没有第三方再次对朱作出精神鉴定的情况下,南通第四人民医院同样一直认定朱有病。

  时隔多日,事件随着热心人士疾呼、发帖而渐渐引起各方关注。“放人”的声音四起,有关部门甚至就如何放人问题多次召开由人大、政法委、法院、妇联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但南通第四人民医院尽管已经承认朱“具备了出院条件”,但根据行业常规必须“谁送来谁接走”,否则坚决不放人。一方面是唐美兰认定必须在朱签了财产转让委托书后才接人;另一方面朱金红抵死不愿跟娘家人走,因为她担心回家将面临更不可测的危险,事态长久陷入僵持,朱金红继续在医院里度日如年。

  在《经济与法》节目里,唐美兰表示,“哪一个亲生女儿没病舍得说她有病?我最光彩最荣耀的是我这个小女儿,没想到我女儿对我竟然这样,我跟谁讲啊,讲得清楚吗?”她说,朱金红确实患有精神疾病,而得病的直接原因,可能是2005年在广东遭遇了一次抢劫。

  尽管是这样的情况,但唐美兰却说女儿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病,外人也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后来朱金红还是与日本丈夫离了婚。唐美兰说,女儿离婚后行踪不定,做母亲的担心她出意外,就想带她到医院治疗。“我上海、南京、北京、广东都去过了,但找不到我女儿。”因为怕女儿反抗,唐美兰特意让当时在派出所当民警的大女婿开了小女儿有精神病的假证明。

  电视画面里,这个73岁的干瘦老太极具爆发力。她声音洪亮,喜欢在说话时不停挥舞双手;她说起女儿的“病情”时常会突然老泪纵横;她认为所有认为女儿没病的人都是居心不良,“想图谋财产”;她提起过法律,说如果女儿真没病,自己就是在犯法;她的爆发力在说到女儿房产问题时达到高潮,“如果不写委托书,就是病没好透,我是不可能把她接回来的。”

  与唐美兰打交道是在9月11日下午,记者费尽周折拨通了她三余镇家中的电话,向她道明了身份。“记者啊,我不需要记者。中央台的记者骗了我,电视里全是胡说八道,我要去北京,找派出所告他们……”然后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而两秒钟之后,她的语调又恢复平静,“你说你是哪里的记者?南京的?噢,那可以的,我可以对你讲的。”又是两秒钟之后,“你几个人来的?要我认识的人带过来,不然不见你。有证件?现在证件全是假的。”记者一番苦口婆心劝说之后,“好吧,那你来吧,我的地址在……”

  抹去汗水,记者驱车上路。三余镇距离南通市区约60公里,路程过半时记者手机响了,“你不要来了,你来干什么?我不见你,肯定不会见你……”电话旋即挂断。

  实在不愿就此与老太擦肩而过,记者硬着头皮继续赶路。幸好,一进三余镇境内,说起住在团结新村的唐美兰竟有不少人知道。

  无奈之下,记者开始和附近的邻居攀谈,谁知刚聊几句,身后小洋房的二层楼平台上传出了唐美兰那熟悉的具有爆发力的声音,“你们在干嘛?快走,说不见你们,你们还来干什么?”平台上很黑,不见人影只闻其声。

  隔空对话间,一辆警车闪灯而至,4位民警迎着记者这张生面孔径直走来。记者原想是不是说话声叨扰了哪位休息的老乡,谁知报警者竟是唐美兰,她告诉民警说有陌生人在她门前闹事。民警显然是知情人,听完记者的陈述例行公事地检查了证件后,开始对着楼上的唐美兰喊话,证明记者身份。

  此时楼下已围满了看热闹的邻居,大家都仰着头看那在摄像灯光下手舞足蹈的唐美兰。翻来覆去就是“中央台骗人”、“记者不是好人”以及“女儿有病”、“那些说她没病的都图她钱”之类的几句话。

  出其不意,我被塞入汽车中被绑架到第四人民医院,办完手续后我被押进了房间。我入院第二天才听说刘医生是我的主治医生,入院当天根本没有和刘医生见面,这违反了正常的看病程序……

  我在这里要吃两种以上的精神病药物,吃得我一个正常人感到全身酥软无力(药里含有大量镇定剂类物质),如果我说不吃,就有十几个护士和护工围着我,拿出绳子想绑我吃“电针”,他们还说“电完还得吃”,所以我不得不吃……

  我郑重请求卫生局领导救救我,让我早些出院。特别注明,我不愿回到我母亲那边,我要尽早回到日本……

  我如果在精神病院有什么不测,我愿意把我的三套房产交给当地慈善机构,用于资助需要帮助的人群。此遗嘱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特指定我大伯朱颂林及沈如云律师和杨晓晓(朱金红同学,记者注)为我遗嘱的执行人……

  直到今天,朱金红事件能为公众所知的部分,让大多数人在义愤填膺的同时,更疑窦丛生。对于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记者将在以下文字中将一些可参的采访所得如实列出。

  朱金红曾经的同学兼同事晓彤(化名)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朱的精神状况包括思维能力绝无问题。求学、应聘、工作、出国……在晓彤眼中,朱金红是一个聪明勤奋的同学乃至榜样。

  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律师沈如云第一次接触朱金红是在2008年,沈告诉记者,当时朱通过一个朋友找到她,咨询一些与房产相关的问题,得到解答后再无联系。2009年,在日本的朱金红通过网络联系上沈如云,告知她自己被娘家人诬陷为“神经病”,希望得到法律援助,今年5月,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朱再次通过朋友找到沈,说明了目前的情况,希望她能帮忙打母亲起诉自己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官司。5月5日,沈第一次见到了朱金红,对方的敏捷思维和谈吐气质让她无法相信这会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而随后数月间多次的见面、交流的经历,让沈坚信,“她绝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甚至她的勇敢、冷静和遇事处理某种程度上比我强不少”。

  朱金红的大伯、76岁老人朱颂林昨天晚上在电话里对记者泣不成声,这个读完大学就留在哈尔滨工作生活的老工程师,言语中流露出对朱金红这个“最争气侄女”的怜爱。老人说,朱金红曾经在一次“避难”中投奔他处,住了7个多月才去了日本,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感觉侄女有不正常。

  当然,与这些相对的说法来自唐美兰和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前者坚持说朱金红有长达4年之久的精神分裂病史,经常怀疑有人要害她;后者在多次公开场合宣称,根据院方的诊断,朱金红的确有精神病。

  今年3月9日,唐美兰迫不及待把女儿告上法庭,希望能判定其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改由她获得所有财产处置权后,除了唐之外,朱金红和她的律师沈如云也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如果最后判定唐败诉,或是驳回她的诉讼,就意味着朱金红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她就可以离开医院。”

  然而,就在事实越来越指向“朱金红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证据不足”时,唐美兰和其律师在庭审中强行退庭。

  然后,在唐美兰没有提出撤诉的书面申请而整个案件审理程序完整的前提下,法院还是以撤诉了结了此案。沈如云得到结果的当天惊诧莫名,她告诉记者,即便唐美兰提出撤诉申请,根据《民诉意见》,如果当事人撤诉损害了他人重大合法权益时,应该不予撤诉。本案的审理正关系朱金红的基本人身权利,她急需要法院的判定来为自己“验明正身”,换回自由。“怎么能如此轻率地以撤诉结案?”

  沈律师告诉记者,法院曾经于2010年7月16日就撤诉裁定书作了司法解释,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朱金红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被视作最后“救命稻草”的司法解释,显然并未受到南通第四人民医院的待见,医院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朱金红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不足以说明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应当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根据该条文,在不存在任何证据表明朱金红行为已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且无任何法定程序认定朱金红有精神病、行为能力受限制的情况下,对其实行先强制治疗后认定的程序,及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2010年5月26日至27日,公安部在湖北召开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强调在收治精神病人时要特别注意收治程序和收治对象的把关,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接收。

  张兵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其母亲唐美兰不愿接女儿出院。导致朱金红只能继续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样的“死结”,都源于一个“行规”。那就是只有监护人可以将精神病患者接出院。而朱金红的监护人只有唐美兰。

  沈如云律师说:“抛开朱金红是否有过精神病这个争议话题不谈,她现在已经有了出院条件,这一点很明确。那凭什么因为一个行业的常规,因为一个法律的真空地带,就可以置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凭什么因为唐美兰意图赤裸明显,态度简单粗暴的所谓坚持,就可以任由一条生命在精神病院的大门内凋零?”这也是所有关心朱金红命运的人共同的诘问。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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